明星与饭圈之间历来充满张力，社交网络上不时激荡着爱与恨，一个又一个热搜提醒着我们思考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近年饭圈现象在体坛逐渐升温，有些行为甚至会影响赛场氛围。一些知名运动员亲自出面表态炒股配资平台排名，希望粉丝理智应援。
运动员如何与观众相处，如何跟舆论打交道，在社会中怎样定位自己？历史学者游鉴明的《运动场内外：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-1937》一书，借助100年前的媒体资料，或许可以为今天的体坛提供一些参考。
游鉴明于1995年开启对中国女子体育史的研究，在长达14年时间里，游走海内外，搜集整理从清末到1945年间出版的体育史资料。她提醒我们，在过去，观众与“粉丝”就是有区别的，舆论对女运动员私生活的关注长期存在，既会干扰到她们，也在无形中提高她们的知名度。
放炮庆祝胜利一度流行
早期的中国体育训练活动兴起于学校，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后，主要在校园开展。最初当然没有“粉丝”一说，连“运动员”“球员”这些词都是逐渐才出现的。学生从在学校上体育课到参与训练、游戏，再到参加比赛，逐渐走出校园，走进公众视野。
从学校里的球类比赛到学校之外的各种运动会，场面越来越大，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她们。尤其是走出校园之后，捧场的人就开始形成“粉丝”群体，由同学、媒体记者和普通观众组成。
当时，学校对参加比赛的选手很重视，会组建啦啦队在赛场边摇旗呐喊。校园啦啦队文化兴盛，营造了热烈的氛围。男女学校的学生啦啦队还会互相协力助威。
为了欢迎从运动会上凯旋的选手，学校还会举办盛大的欢迎会。1924年，代表华东地区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富江女子体专学生乘船返沪，学校特派4辆汽车到码头接，一路鸣放炮竹，行至校门才结束，盛况空前。
“今天还会为了迎接凯旋的健儿，一路从机场放炮到学校吗？”游鉴明笑称，这种放炮庆祝的习惯在当时十分流行。
凑热闹的大众
百年前，在全国或地区运动会里打破纪录或获得总成绩第一名的运动员，受到众人敬仰，媒体会密切关注这类报道。
当时复旦大学的英文校刊《Fah Tan Mirror》曾介绍由该校学生选出的10位著名女运动员。比如，田径运动员吴梅仙入学前，曾获第四届全运会跳远冠军，学生们称她为“运动家”。当时各校舆论场中都有类似的称谓，复旦大学有“三将军”，东吴大学有“四大金刚”，爱国女学校则有“飞将军”。
当时沪上知名媒体对这些名将都很关注。《申报》有体育、妇女生活两个专栏，经常报道她们的生活。东南体专的王志新是篮球运动员，动作矫捷、擅长抢断，文章中说：“每见其玉臂初展，球即如吸铁石席卷而去，诚有如常山赵子龙在千军万马中如囊中探物也。”
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前后，《女运动员》和《全国女运动员名将录》两本图册出版。这两本书图文并茂，让读者看到女将的英姿。书中刊登的照片既有运动员穿运动服的，也有穿洋装、旗袍甚至礼服的。
当时并无比赛直播，异地无法观赛。“粉丝”喜欢这些出版物，男生会从画报上剪下女运动员的照片，跟女明星照片并列贴在学生公寓墙上。
与比较单纯的“校园粉丝”相比，社会观众就不一样了。游鉴明提到，有人是冲着比赛来的，对选手的技术和仪态比较关注，“可是另外有一类‘粉丝’，他们对比赛没有兴趣，主要是来凑热闹的，运动在他们眼里，是一种摩登的玩意儿，他们是来运动场出风头或者找寻异性”。
《申报》报道，篮球强校两江女子体专曾在上海青浦与男队作赛两场（当时还没有女子赛事），居民都来围观，“万人空巷”，连娱乐场都临时停业了。1933年8月，济南游泳池启用，千余名看热闹的观众，围观四位女性练习游泳。
当时极端的情况，是有人把女运动员视为择偶对象，观众席因此成了“选秀”场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在大小军阀盘踞的四川，由于不少学校由军人创办，军阀常借开运动会的机会，趁机选择对象。
生活在公众的注视下
那时候，运动员与舆论打交道只能靠自己，还没有现代职业体育的“团队”概念。校方、家人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大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一些明星运动员会主动在媒体上表态，向舆论展示自己的态度。由于花边新闻和狗仔追拍对运动员隐私侵犯很多，有的选手不得不主动站出来。
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，女子比赛列入正式比赛项目，女运动员受到更多关注。来自东北的田径名将孙桂云夺魁后一炮而红，成为最早在田径界出名的中国女性。各媒体纷纷在头版报道，并刊发她场内场外的照片，炮制了不少关于她的花边新闻。次年，不堪其扰的孙桂云主动通过《玲珑》向读者介绍自己的近况，并呼吁媒体不要再无中生有。
钱行素在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，短跑和跨栏破全国纪录，获颁“全国新纪录”奖旗，成为当时的热门选手。次年，她受侨商陈嘉庚邀请，到南洋巡回表演，受到华侨热烈欢迎。针对《东南日报》称钱行素离婚的乌龙报道，钱向该报发函，要求登报澄清。离谱的是，钱行素当时未婚，离婚一说令人哭笑不得。
实际上，这些追逐“流量”的做法，是因为读者爱看这些运动员的动态，也喜欢看报刊上新发表的运动员照片，在人们眼里，她们也是一种明星。为了吸引读者、提高销量，运动员当了媒体的活广告。
当时的运动员自己也对这种广告效应有所认可，比如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铁饼、铅球冠军陈荣堂曾说：“我很高兴看时报，因为消息很正确，而且每天有画报。”当时报刊精心策划运动员相关报道、刊发好看的照片，对提高销量有帮助。这一策略直到现在仍奏效，一些时尚、体育杂志靠制作人气运动员的专刊、包含时尚照片的封面报道，可以牢牢地占据“饭圈市场”。
游鉴明强调，当时身处聚光灯下的体坛明星也需要跟锦标主义作斗争。1934年，联华影业制作的电影《体育皇后》上映，由孙瑜执导、黎莉莉主演，批判了为当“体育皇后”而不顾生命健康的锦标主义作风。当时，就有媒体报道过，一些学校、队伍为了取得成绩不惜强迫选手参赛。
总是想看到她们赢的“慕强”心态，在粉丝群体中也是一种流行已久的文化。如果比赛的目标是满足人们的期待，将给运动员带来多余的压力，本末倒置最终会使体育偏离合理的方向。
《运动场内外：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-1937》
游鉴明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大学问 2025年1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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佟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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